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譚好哲:人生做減法,學術卻要做加法

發布日期:2018年09月18日 13:02 點擊次數:


做人、做學問,這是譚好哲教授非常看重的兩件事情。于自己,于學生,都是如此。

2017級博士研究生韓筱蓁跟身邊同學一樣,只要有時間就會去自習室看書。11月份就要博士論文開題了,這個2016年碩士研究生國家獎學金得主、2017屆優秀畢業生,總擔心自己論文會跑題,正想著最近多找導師聊聊。

學術之外,她一直記著導師說過的一句話,“你們現在可能對學術沒有太多想法,多讀書就行了,但是比做學問更重要的是做人。”

譚好哲,山東棲霞人。1955年出生,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,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主任,文藝學國家級重點學科負責人、學術帶頭人,兼任全國馬列文論研究會副會長、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和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常務理事、中華美學學會理事、山東省比較文學學會會長等。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、文藝美學。今年教師節前夕,譚好哲教授獲評山東大學優秀教師以及“我心目中的好導師”。

問渠那得清如許

“老師們對我的影響,就是我今天在做的。”

自從1982年畢業留校,譚好哲教授成為一名大學教師已經有36年了。但在他的記憶里,1978年開始的山大求學時光,依然鮮活。在那個時期的山大,他遇到了很多好老師,像孫昌熙、狄其驄、曾繁仁、葛本儀、錢曾怡、牟世金、張可禮等等。“他們對學生非常好,學生取得一點進步,他們都像是自己進步了一樣開心。還有就是,他們對學術終生不渝。”

譚好哲是1977年高考恢復后的第一批考生。參加高考前,他已經于1974年開始在家鄉、當時的山東棲霞縣楊礎公社當了一年半小學老師、兩年高中老師。上世紀70年代走過來的人,或許對知識都有格外的渴求,譚好哲就是如此。考入山大中文系后,他慢慢發現并追逐著自己對文學理論、文藝美學的興趣。1981年夏天,距離畢業還有半年的時間,譚好哲正做著報考北京大學胡經之先生研究生的準備,當時的系主任張可禮找到“不是黨員、不是班干部、但學習成績很好”的譚好哲,跟他說:“你喜歡美學,那就留校搞美學吧。”

由此,譚好哲開始了在山大的任教生涯,教學、科研,沿著自己老師們曾經走過的路,一步步緩緩而來。期間,1987年、2001年,譚好哲先后在職獲得文學碩士、博士學位,分別受教于狄其驄先生、曾繁仁先生。這兩位先生,也是譚好哲教授如今最為念念不忘的。他常常把自己與導師的故事,講給后來的學生聽。

譚好哲的學術之路算是起步較早的。1980年,他參加學校組織的“五四”論文征文比賽,作品《略論“寫真實”與“寫本質”》獲得二等獎的第一名,當時一等獎空缺。這是由狄其驄先生指導的一篇文章。在參與學校征文的同時,譚好哲也把文章投了出去。1982年初,剛留校不久的某一天,狄其驄先生在老文史樓北門遇到他,很高興地問:“譚好哲你知道嗎?你的文章發表了。”原來,狄其驄先生從報紙上看到了《江漢論壇》雜志刊發的論文要目,由此得知譚好哲的文章被錄用了。如今,回憶起當年與老師間的相處細節,譚好哲教授記得很清楚,說到興起,語氣也跟著活躍了很多。

1997年6月,狄其驄先生因病去世,同年8月,譚好哲第一部個人專著《文藝與意識形態》出版。他在書的后記中這樣寫道:“本書問世之后,我當焚香以奠,告慰先生于九泉之下。作為學生,我將努力不已,以更多的學術成果報答先生的培育之恩。”

曾繁仁先生與譚好哲教授的辦公室緊挨著,兩人一個是文藝美學研究中心的名譽主任,一個是主任,經常就中心發展及學術問題進行交流。今年77歲的曾繁仁先生,目前是生態美學領域的領軍人物、代表人物。他個人的學術研究經歷,可以分為西方美學、審美教育、生態美學的“三部曲”。最為人稱奇的是,曾繁仁先生達到學術巔峰的生態美學研究,是在他卸任山東大學校長職務后、年近60歲時轉變而來的!譚好哲教授說:“曾老師不斷探究、創新、拓展的精神,對我影響非常大。”

問渠那得清如許?為有源頭活水來。來自師者的傳承,永遠在默默間積蓄著深沉而久遠的力量。一位好老師,是怎么成為好老師的?一般來說,人們都能從這位老師的老師那里尋到答案。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說:“教育就是一棵樹搖動一棵樹,一朵云推動一朵云,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。”這句話,說的正是譚好哲教授與他老師這種情況吧。

做“導游”,帶學生看最美風景

《大學》《論語》以及德國哲學家非希特的《論學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》,是譚好哲教授推薦大學生要好好閱讀的幾本書。

“君子務本,本立而道生。”這句《論語》中的話被他幾次提到,意在強調做學問先做人,要做好人、“仁”人、有修養的人。

曾有媒體報道譚好哲教授,稱在許多學界同仁、作家藝術家眼里,他是“深受齊魯文化滋養、正直坦誠、儒雅寬厚的典型山東人”。2015級博士研究生楊天奇也說,“老師在上課時會教我們溫柔敦厚、老實和善,不能投機取巧。”不同的詞匯,相似的內涵,讓人對譚好哲教授一直在說的“本”多了些了解。

“當老師,自有他的樂趣。”任教近40年,譚好哲教授說自己從老師這個身份中感受到了“雙重的高興”。

聚天下英才而教之,這是譚老師一直在追求的人生一大樂事。每當看到學生有了成績,他都感同身受,為之歡喜。而另一方面,譚好哲教授還開心于找到了自己做學問的一方熱土。用他的話說,“就像老農民一樣,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好好耕耘。”

在他的理解里,要當好學生的學術引導人,就要學會當“導游”,帶學生去看最美的風景。當然這有一個前提,那就是,老師自己首先要見過你所在學科、研究領域的最美風景。

柏拉圖在《大希庇阿斯篇》中說,“美是難的”。譚好哲教授借用了這句話。他說:“最美風景是一個比喻,對于理論研究來說,最美的往往也是最難的,是最需要付出努力的,而且付出努力也不一定到達,但這正是學術研究的魅力所在。”

在韓筱蓁看來,自己的導師往往是不經意就“嚴肅”起來。比如,師生一起坐電梯,譚好哲教授不忘叮囑幾句,“還是應該多讀原典,把基礎知識學扎實……”看似隨意,但韓筱蓁每次都讓自己記下、記牢。她很感謝這樣的“嚴肅”。

譚好哲教授如今在帶的碩士生、博士生加起來將近30名,他很大一部分精力就花在指導學生論文寫作上。他有一個習慣,對于學生的論文至少看三遍——第一遍主要看框架;第二遍主要看觀點、看立意;第三遍主要看語言表達、論證邏輯以及學術規范。

一篇博士論文,少說一二十萬字,看一遍得用上好多天。但他還是極為耐心地進行著自己一遍又一遍的“功課”,“論文是老師指導學生的最后出口,直接關系學生培養質量。”

為了照顧在職讀博的學生,譚好哲教授已經連續多年把自己的課安排在周末。雖然已經卸任了行政職務,但他學術方面的兼職、咨詢、評價以及教材編寫事務依然很多。為了正常給學生上課,他經常“連軸轉”,周末下午從外地趕回學校授課、當天晚上再繼續出差。如今,他給博士生上的課,常有其他專業、年級的學生來蹭課。

多年學術積淀,譚好哲教授曾先后獲得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、三等獎,并獲評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、山東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、首批齊魯文化名家等榮譽稱號。相比于這些榮譽,他最為珍視的還是學校剛剛頒給他的兩個獎——優秀教師、“我心目中的好導師”。

他說:“到了我這個歲數,不會再對什么獎高興的不得了,但還是很開心。當老師是我的本行、職業,這兩個獎,讓我的職業生涯中有了真正對得起自己職業的榮譽。”

為生存而學術?為學術而生存?

這是一道選擇題。To be or not to be,每一個從事學術工作的人都會面臨這樣的抉擇。對于學術,譚好哲教授分為兩類:為生存而學術,以及,為學術而生存。

總結已有的經歷,基本在學校度過,起起伏伏時常有,但沒什么大坎兒,學術道路相對平穩,他說:“面臨一些問題的時候,我盡量給人生做減法,學術上做加法。”

人生做減法,是因為他知道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,因此對于生活中一些雜事、煩心事,他選擇簡化處理。但對于學術問題,他就不會那么輕易放過了。

晚上是譚好哲教授最好的寫作時間。他現在養成了一個寫文章的習慣,那就是在最好寫的時候,放下,第二天再接上思路,繼續順暢地往下寫。反而在遇到難題、寫不下去的時候,他不會放手,而是不停地思考,“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?問題的癥結在哪里?怎么解決?”

他向記者描述了這樣一種常有的情景:已經上床熄燈了,但問題沒解決,人睡不著,大腦也還處于思考狀態。突然,一些思緒閃過,趕緊開燈、下床,寫下只言片語。再上床,還是睡不著,想想想,又想到什么新的東西,抓緊再開燈、下床、寫下……

文學院楊建剛副教授自2010年開始任教于山大,與譚好哲教授在學術、生活上都有很頻繁的接觸。說到譚好哲教授的學術研究,他借用了自己老師的一句話:“視學問為拐杖者,可讓你登高望遠;視學問為友朋者,可讓你受益終生;視學問為己之宗教者,方達至境。”在他看來,“譚老師正在第三重境界,學術已經成為他的信仰。”

在對學生的培養中,譚好哲教授繼續著對學術的思考。學術做好了,能帶來相應的人生附加值,比如職稱、待遇、機會等等,或者是“學而優則仕”,這都不失為成功的路徑。但從學術傳承的角度看,幾年的研究生教育之后,還是需要有人投身學術、把自己的生命附著在學術上。“這需要為學術獻身,可能是少數人,但需要有人來做這樣的事。”

譚好哲教授說,老師一輩的人中,對自己影響最大的是狄其驄先生,最主要的還是他做學問的問題意識。“狄先生做學問非常質樸,問題摳得很深,踏踏實實推進學術基本問題的研究。”這樣的學術風格影響了譚好哲教授接下來的學術道路。無獨有偶,問題意識也是韓筱蓁眼里自己導師的一大特點。她通讀了導師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所有作品,發現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,譚好哲教授就提出了人文學科建設中的價值取向問題,“這在當時是非常早的,看得出來老師問題意識特別強。”

“我這個年紀,應該研究一些有重大理論價值的問題。”過了六十耳順之年,譚好哲教授更加關注自己所在學科領域的發展,對文學理論的基礎問題更感興趣,會集中對學術上的重點問題展開研究。

采訪中,譚好哲教授引用了《文心雕龍》第一篇文章《原道》中的一句話:“文之為德也,大矣!與天地并生者,何哉?”他說,學者要有一點家國情懷、人文情懷,“學術不只是你一個人的事業,而是關乎國家、人類。”他又說,“我們不能做那些四平八穩的學術,要顯示你的思想鋒芒,要體現這個民族的精神特質,做有筋骨的學問。”

或許正如楊建剛所說,文科學者普遍存在“越老越吃香”的現象。他說,像譚好哲教授這樣的學者,并不以退休為學術終點,“他給自己定的目標很大,還會干很多事情,正處在自己的學術爆發期。”

年輕人,要給自己20年打拼時間

近期,已逝艾興院士、趙明義先生的事跡讓山大師生深受觸動。譚好哲教授對兩位先生都很熟悉,感慨于他們對學術的虔誠,卻也指出,“很多人只看到他們的風光,卻看不到背后的付出,哪有一路快快樂樂、唱著歌跳著舞就能走上人生頂點的!”

他接著說,現在的年輕人,“要給自己20年的打拼時間”。

譚好哲教授自己的學術研究主要涉及四方面內容:基礎文藝理論、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、文藝美學、文藝批評,其中在學術界最有影響的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。他是這方面研究的重量級人物。但任何人的學術成績都是逐漸積累起來的。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研究上,譚好哲教授用時十多年才收獲了較為實質性的成績。

1982年,他開始教授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方面的課程,讀研期間作為副主編參與出版《馬克思恩格斯藝術哲學》,此后一直到1997年代表作《文藝與意識形態》出版,歷時長達15年。他說:“任何學科、學者都要甘坐冷板凳,不是說一項工作一定要耗時多久,而是不要過多受外界影響,要靜下心來,歸回學術本身的天地。”

譚好哲教授曾在一部著作的后記中提到這樣一種觀點,學術研究特別是基礎研究,要培養打陣地戰、攻堅戰的本領,不能只打游擊戰。在他看來,學術上打一槍換一個地方,無法形成關注重點,不能取得重大成果。“‘敵人’就擺在那里,必須要消滅,就要有啃硬骨頭的本事。”

9月9日,學生楊天奇結束了博士論文答辯,提前畢業。這個讀博期間以第一作者身份發表3篇C刊、第二作者身份發表1篇C刊、出版一部專著、曾獲2017年校長獎學金的學生,即將奔赴江蘇大學任教。他對老師的話一直銘記于心,“做學問要樸實,要有自己的思想、嚴密的邏輯,要沉下心來慢條斯理地做,不能浮躁……”


記者手記:

楊天奇說,導師是個很質樸的人,穿著如此,說話行事也是如此,連帶的同門眾多學生也都是這個風格。

采訪正逢新生軍訓期間。從知新樓北面的體育場上,傳來學生訓練的陣陣喊號聲,洋溢著特有的清爽與生機。這邊,譚好哲教授正說到學術研究中的攻堅戰、陣地戰。他一邊用手敲著桌子,一邊說:“你能走多高、走多遠,就與你能啃多少硬骨頭有關系……”

在那么一個瞬間,老與新,師與生,沉淀與激昂,跨越時空,有了奇特的交融與呼應,讓人就想停下手中的筆,靜靜感受來自心底的觸動與力量。致敬,每一位辛勤耕耘的老師都值得我們最熱烈的掌聲!


【供稿單位:宣傳部    作者:劉婷婷 曲賽賽    攝影:劉婷婷 劉夢冬         編輯:新聞中心總編室    責任編輯:劉婷婷  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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